前后关联和不对称性，按照一种绝对不可控制的不对称性注视着我们。”[1] 这
个隐喻式的幽灵正是马克思。在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
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賽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
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对这个幽灵，
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
[2].德里达继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
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它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
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
—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3] 出自一个视文本活动为自由嬉戏、以无情拆解
和颠覆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已任的解构哲学家之口，这段话意味深长，它至少
提醒那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应当去修正一下自己主观而武断的结论，看看
现有状况下仍然活跃的、充满生机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如何发挥它们
的现实作用。在笔者看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
这个能指的频频闪现，恰好印证了德里达的这一说法。
一、生产视角
文化研究是目前北美和欧洲人文知识分子最为活跃的知识区域之一。它对阶
级、性别、身份、传媒、殖民、大众文化等泛社会文本迫切而带有政治性和焦虑
性的关注使其“现已成为一场运动或网络。”[4] 然而正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说
“条条大路回归马克思，只不过对马克思的种种占有需要更宽阔的路面而已，”
[5] 文化研究的这场运动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
上仍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回归马克思。例如就阐释模式而言，詹姆逊就认为“马克
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有语义的优先权。”[6] 这一阐释模
式中的主导符码即“生产模式”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性结构，它使那些“自称
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7] 就文化研究而言，
其中文化生产理论的基本构架就是以马克思的这一主导符码为原型的。例如，斯
图亚特。霍尔在大众传媒研究方面的著名的电视编码解码理论就是以马克思的
“生产模式”结构来构架的。霍尔认为，传统电视传媒符号的生产与接受过程即
由发送者/ 信息/ 接受者的线性特征，虽然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注
意到不同时刻的复杂关系结构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
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再生产——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
（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8]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
产品→消费→再生产的模式，霍尔建构了一套编码→成码→解码的电视编码解码
理论，编码即信息产品的生产，成码即信息产品，解码指电视观众的接受亦即消
费。霍尔对其理论框架的来源直言不讳地说“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流通和接
受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
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9] 詹姆逊则将生产方式分析引入到对后现代
文化分析中。他坚持认为，后现代“只有作为我们社会及其整个文化或者说生产
方式的更深层的结构改变的表征才能得到更好的了解”。他认为在文化领域中后
现代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着形象生产，“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这就是为什么
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产逻辑是徒劳的原因，最后，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
所有的美都虚有其表，而当代伪唯美主义对它的青睐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而不是
一个具有创造性源泉的原因。” [10]
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中，马克思“生产模式”中的重要概念“商品交
换”被置换成“符号交换”，在马克思所区分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
鲍德里亚还增加了对符号价值的分析。在鲍氏看来“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
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具有不同的逻辑、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
[11]因此，他试图用他的符号交换理想反对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统一逻
辑以及工具理性逻辑。借助这种符号交换理论，鲍德里亚分析了当代消费社会中
大众文化的一些有趣的表现形式，诸如：无线电传声游戏、周刊性百科全书、各
种袖珍手册或杂志、电视新闻及广告、作为性解放符号的时装模特躯体、群体健
身运动、身体线条崇拜以及功能化的色情系统等等。不过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
斯蒂文。贝斯特在《后现代科学》中指出的那样，鲍德里亚仍然不得不承认”政
治经济（学）系统使客体和需求变得理性化，从而产生了一个客体系统和一个被
理性化的主体，而这种主体在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过程中又再生了劳动和消费系统。
因此，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任何社会的经济组织系统，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一种围绕生产而组织起来的经济体系——的独特秩序的表现。“[12]从这个
意义上讲，”符号交换“仍然根植于”生产交换“和”商品交换“概念之中并且
为之所制约，鲍德里亚那种高度抽象化的脱离了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的符号拜物
教表面上是与马克思的”生产模式“决裂，实际上只不过是改头换面而已。对文
化研究的这一生产视角，理查德。约翰生坦承道：”把这些相互迥异的著作（ [13]）
连接在一起的，在于它们都采纳了关于生产的理论观点，即便不是文化生产者的
观点的话。它们最感兴趣的是文化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当然，正是在这方面，
马克思主义范式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即便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位置。“[14]
理查德。约翰生还补充说：”我们必须从生产视点看待文化形式。这必须包括生
产条件和生产手段，尤其是在文化和主体方面。“[15]
二、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的“生产模式”构成文化研究者理论阐述的潜在结构的话，那
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则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
一方面，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例
如在英国文化研究中，E.P.汤普逊就认为文化并非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是不
同利益集团或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
中说“我确信，除非把阶级看做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构形，我们才能理解阶级”，
“阶级经验大多数取决于人们诞生于其中——或不自愿进入的——生产关系。阶
级意识就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当代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用阶级分析对英国文学作了深入的分析。在他
看来，维多得亚时代的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社会批评“是为了把鼠目寸
光、各自为阵、斤斤计较自己的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转变成一个真正独霸权力的
阶级。” [16] 由于小资产阶级能比那些稳定在一个阶级里面的作家涵盖更丰富、
更有意义的经验范围，因此，他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狄更斯，其“《艰难时
世》的‘圣诞精神’和庸俗的生命论明显反映出狄更斯的浪漫主义人文主义具有
自发的和经验的特点”，[17]而《荒凉山庄》中狄更斯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由于
受有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那些制度设施本身的冲突、分裂和矛盾进行了结
构混合和象征连贯。因此，狄更斯作品的“审美统一性并不是建立在‘有机群体
’的神话之上，恰恰相反，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分裂的历史基础之上”。[18]
如果说部分文化研究者因为有可能被贴上“阶级”标签而在阶级分析方法上
有所犹豫的话，那么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则是大多数文化研究者愿意选取的一
种文化研究视角或方法。正是在这一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与变异表现
得最为明显。在这一文化活动域中，关涉着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主义等许多思潮或流派。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是文化研究难以逾越的
界限。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第一章开场白中就直接说：“本书将论证对文学
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作为某种增补的方法，不是作为对
当今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的、神话批评的、风格的、伦理的、结构
的方法——的选择性补充，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界。”[19]在
詹姆逊看来，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也就是说文化文本（或文学文
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意识形态和文
本叙述是相互构成的。在那些突然中断的叙事痕迹中或被压制与埋没的历史现实
表象之下，通过文本征象的分析都可以剥离出意识形态的基质。在对巴尔扎克的
浪漫故事《萨拉辛》的解读中，詹姆逊把萨拉辛对被阉歌手赞比奈拉的迷恋比作
是巴尔扎克无能想象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未来的一种保守性，阉割的主题则反映了
巴尔扎克本人所代表的新保守阶级的欲望。
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后殖民理论，在分析西方对非宗主国特别是受殖民主义
控制的地区进行知识编码和文化侵略时，也在广泛地运用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批
判的方法。例如，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
在文化上的表现。他指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
为建构起来，”[20]“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
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