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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观念_哲学论文

论文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不详    论文栏目:哲学论文    收藏本页
摘 要:在康德对启蒙的开创性阐述之后,黑格尔在古典意义上把它推向极至,晚年的福柯又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对启蒙作了坚定的维护。启蒙的观念总体上就在于成熟、教化和自我批判。福柯的思想转变以及20世纪西方知识界对启蒙观念的颠覆其实就是启蒙自身的进渡和召唤,是启蒙观念内在的转型机制的产物。启蒙的观念昭示了当今的精神状况。

关键词:启蒙;理性;批判;祛魅;转型

中图法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CHENG Zhi-min

(Dept. of Social Scienc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initiate illumination by Kant,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has been further promoted and firmly defended by Hegel and Foucault (late) both from classic and modern aspects, which generally means self-identification, self-edification and self-critiqu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ucault’s thought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is nothing but a certain kind of progress of itself and a summon by itself.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reveals the intellective state of current times.

Keywords: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critique; disenchantment; transformation

启蒙是一种智慧。

启蒙(Enlightenment)是光(light)的结果,而智慧(Sophia)也是一种对光之澄明的追索,因此启蒙属于智慧。爱琴海边的先民们把智慧称之为sophia,由于它们似乎是某种明亮的东西(phaos),能让宇宙万物统统明亮起来,于是便从phoos(光)中引申出了去蔽除晦而通过思维认识进入光明的sophia(智慧),并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赋有了更高的神圣。如此观之,近代的“启蒙”,现代的“批判”以及后现代的“解构”,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种智慧以及对智慧的追求了。因此启蒙不惟是一个特定的介于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历史时期,也不仅是仅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先期准备,启蒙自有其本体的地位和作用。启蒙是一般的、永恒的棗虽然有关“进步”的功绩不必因它而来,同时有关僵化的罪恶也不可能由它而去。

启蒙与我们的关系是当下直接的,同时也是自明的。一方面我们的“现代”文化由启蒙发展而来,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就是现代世界分娩的阵痛阶段。在人类文化各个分支里(尤其在宗教、艺术哲学中),启蒙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开始产生并显示其力量。“启蒙运动的哲学是一种新的、有成效的推动力量……现代思想已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1](P201)现代社会就是启蒙开始的,并且那个词义模糊含混的“现代”一词其实就是新的一轮启蒙。另一方面,启蒙又是一个继往的环节,“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有赖于前数世纪的思想积累,……启蒙哲学只是继承了那几个世纪的遗产,对于这一遗产,它进行了整理,去粗取精,有所发挥和说明。”[2](Pii) 

在启蒙运动进行了很多年以后,人们对启蒙仍还不甚了了。1783年就有人提出一个不可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何为启蒙?康德全面地吸收了启蒙运动形形色色的思想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补充获得了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方法的崭新的成熟观念。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P22)康德特别强调了只有自由,即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给人类带来启蒙。所谓启蒙,也就是从某种被监护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康德学说不可比拟的崇高历史意义终于它不仅给后世思想规定了诸多问题,而且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康德不仅以其学术思想影响后世,同时也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和践履自己的学识。从普适的思想到一己之存在,康德都是启蒙成就的结晶。康德的批判哲学本身就是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就,福柯对此形象地解释道:“‘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记载在‘启蒙’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之,‘启蒙’则表明‘批判’的时代。”[4](P533)康德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典范。启蒙就是一种成熟状态。

在启蒙思想集大成者康德这里,“启蒙运动思想至此趋于完善和有序,同时实现了康德自称在思想界开创的哥白尼革命,沟通了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个好几世纪来互相敌对的欧洲主要哲学传统。”[5](P118) 虽然哲学并非自启蒙运动而产生,但长期对立不和的哲学流派在康德这里却得到了有机的统一。此后西方思想又从康德的启蒙哲学进渡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后者随饱受现代人的攻击和质疑,但它却默默地成就着后世的一切思想,毕竟“哲学的质疑根植于‘启蒙’中”(福柯语)。在权威和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自我的独立与取消托管意味着一种自我存在的勇气。因此启蒙不只是一个不具有进步色彩的中性概念,它在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现代的”日戳之外,还意味着某种价值的形成和延续。因此我们认为对以下的这个观点可以作些积极的理解,即,“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Gesamtumu?lzung),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欧洲的完全更改。”[6](P175)这就是对启蒙或启蒙运动的总体观感。

黑格尔进一步把启蒙的古典观念推向了几乎尽善尽美的高度。在黑格尔看来,启蒙就是信仰的对立面。启蒙使用概念(其实这就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reine Verunft)的力量去横扫一切混乱的、蒙昧的东西。从逻辑上说,启蒙取代信仰也其有正当的权利。启蒙对信仰的颠覆所遵循的恰恰是信仰自身的原则,可以说正是信仰孕育了启蒙,在自我意识的维度中,启蒙是对信仰的超越。进而言之,由于启蒙把那些非现实的东西鼓励出来并从精神中分离出去,“启蒙于是对信仰有了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因为,在信仰本身中就存在着种种支持启蒙使之现实有效的环节。”[7](PP104-105)这种世俗化的理性启蒙自古及今不断壮大,终于在此时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从最本质的角度毋宁说:“启蒙是在扬弃着信仰本身中原来存在的那种无思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概念的割裂状态。”[7](P105)启蒙本身是对信仰的扬弃,因而它一方面与信仰存在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却是一种背叛。 从这里进一步推论,我们似乎就能享受到无限制的历史乐观主义所带给人类的无尽福祗。由于启蒙最终是对信仰的扬弃,从而达到了一种自我纯粹意识的真正知识,被信仰割裂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入到合谐的统一体之中,这样,启蒙与信仰、今生与来世、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行善的与享福的等等,彼此就有了新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真理性以及现在和现实性是结合起来了的。两个世界得到和解,天地互相交接,天国降入人世。”[7](PP113-114)照黑格尔看来的观点,原来千年盛世说是逻辑的必然,而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又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当启蒙之舟行至笛卡尔的理性堡垒时,“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家园,可以象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飘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黑格尔语)。以此比照我们当今的现实,便会对人们重新燃烧起来的热情有豁然之感。的确,启蒙具有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也就具有强大的穿刺性,因而必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简直无法想象20世纪的人会最终认为启蒙及其结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站在启蒙运动的立场上来看今天对包括启蒙在内的整个传统的放肆的攻击,我们就会认识到那种以为当今的问题是启蒙过了头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自身就是启蒙时期需要彻底批判的那种思想上的残渣余孽,或者对这些后思(Nachdenken)者来说,启蒙还没有到场。

在黑格尔那里,启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教化。自启蒙运动之后,关于“教化”的思想就一直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主流,近年来欧陆的解释学和美国的“新实用主义”又重新唤起人们对启谛心智、造就自我的启蒙/教化的人文塑型手段的巨大热情。在最根本的层次上,启蒙与古希腊的paideia(教育)和中世纪的humanitatis(人性)一脉相承,只不过是以不同名号来指称人的自我塑型过程。正如著名政治学家萨拜因所说:“从这一过程中便产生出一种自觉,一种个人的生活和内在性的意识,而这是古代希腊人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们正在缓慢地为自己制造灵魂。”[8](P179)在后神学时代,出于这种自觉,人们便要反对信仰,亦即反对异己的、外在的、彼岸的王国,而追求此岸的生存权利和生活方式,也就是“从自我归罪的未成年(selbstverschuldenten Unmü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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