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收入的现状
农民收入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综合反映，尤其是对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来说更具典型意义。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趋缓，进一步增长乏力。具体表现在：
1.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自1979年以来的十多年中稳定快速增长，名义年均收入增幅达14.30%。但是，进入“九五”以来，却出现了连续4年增幅下降的现象。“九五”前四年下降8.79%，以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1999年增长幅度仅为2.22%，大大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1]
2.农民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持续减缓。近几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无论从名义收入，还是从实际收入看，都出现了持续减缓趋势。1999年农民人均收入仅为2210元（阜阳市等农业大区仅为2100元），名义收入比上年增长2.2%，实际收入增长近3.7%，均是近几年来增长幅度最低的。[2]
3.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3年下降，农村总体上已陷于农业减收，只能靠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增收的局面，多数纯农户实际已减收。而且农民人均家庭经营费用和生活消费支出已连续2年下降。从阜阳市调查来的资料更能说明这一情况。目前，农民收入结构较改革开放之初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粮棉收入下降（只占农民收入的23.4%），瓜菜收入微增（占农民收入的25.3%）。二是劳务输出报酬收入增长较快，务农收入减少。这是因为个体私营经济有所发展，用工量增加，加上外出打工人数迅速增加（其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20.4%）所致。三是畜牧业收入稳中有升。虽然畜产品价格近几年下滑，但由于总量增长，畜牧业人均收入仍有所增长（占农民纯收入9%）。四是个体私营经济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当然，也应看到，不同县、乡、村农民收入悬殊较大，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1998年的0.31、1999年的0.32,上升到2000年的0.46，已超出国际上公认的合理范围（0.3-0.4）。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如果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则城乡居民收入之比1978年为2.56:1；1982年为1.82:1；1994年为2.86:1；1999年为2.56:1。[3]具体来说：(1)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始终保持一定差距。90年代前期这一差距明显反弹，中期略有缩小，但1998年以后，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仅以1999年为2.56:1为准，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这一差距为3: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这一差距则为4:1，若将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算进去，这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2)生活消费差距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93倍。20年来，这种局面不仅没有改变，差距还在波动中略有扩大，199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37倍。(3)储蓄差距拉大。1998年底，占人口总量仅30%的城镇居民储蓄占到总储蓄的80%，人均储蓄达11324元，是农村居民人均储蓄1201元的9.4倍，而1985年是6倍。[4]
5.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大。1997年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是2:1.4:1（以西部为1），1999年收入差距比为2:1.3:1，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反而扩大。[5]中低收入农户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基本上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据测算，1999年全国近80%的中低收入户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或一兼户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再者，农村购买力对国民经济的市场贡献仍然较小。中国农民约占全国人口80%，他们的购买力对于国民经济的总需求水平，从而对宏观经济景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996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只占43.5%，不仅与农村人口80%的比重不相适应，甚至与1978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总额52%的水平相比还有所下降。[6]
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1.农业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缓慢，仍存在“三大三小”问题。一是在种植业结构中，粮田面积大，经济作物面积小。以阜阳市为例，据初步匡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之比为7:3。然而，近几年粮食产量上去了，市场价格却下来了，加上国家为减轻财政负担一再调低保护价和定购价，农民种粮的收入出现了负增长。此外，其他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也大都处于失衡状态，价格全线下滑，基本都降到了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二是在农业内部结构中，种植业比例大，林牧渔比例小。三是在农村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55%、39%和6%，即第一产业比例大，第三产业比例小。
2.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持续放慢甚至下降。农民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转移性收入三部分构成。从这三项收入变化看，工资性收入和财产转移性收入虽然有所减缓，但仍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而经营性收入增长却持续放慢甚至下降。究其原因，(1)主要农产品产量供给相对过剩。(2)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受农产品产量供给相对过剩影响，农产品价格水平近几年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据调查，目前小麦、玉米市场价格分别比1999年同期下降0.34元和0.12元。粮食收购价格1997年比上年同期下降9.8%，1998年下降3.3%；棉花收购价格虽赶不上粮食价格降幅大，但也有所下降。(3)劳动成本较高，家庭经营费用增加。2000年比1999年柴油、农膜等商品价格均有所上涨，由于农业机械的增加和冬暖式大棚的发展，柴油、农膜使用量增加，农民为此每年人均多开销近百元。再加上化肥、农药及一些意外开支，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4)税费负担较重。尽管部分地区实行的税费改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农民税费负担仍然较重，尤其是乡镇机构人员超编，靠对农民征收的各种费用支撑工资及活动费用很难以减下来。
3.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致使经营分散，形不成规模，且集约化经营程度低。(1)一家一户分散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农村人口多，耕地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耕地2亩左右（东中部多数地区还不到2亩），户均耕地仅7亩左右。这就决定农业生产经营难以采用规模化的现代耕作手段，播种、管理、收获各个环节有的仍处于原始状态。(2)农业生产仍然没走上良性循环。生产单位规模不经济、农业投入能力差、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产出水平低的状况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农民资本扩张和膨胀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农业生产一直没走上自我发展壮大的良性循环。
4.农业科技含量低，加工增值率低，农民整体素质低。尽管近几年实行了优质品种的更新换代，但优质品种更新率低，推广面积小。且商品率低，形不成规模，产品附加值低，多为初级产品，很难使价格上去。此外，我国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多数思想观念比较陈旧，小富即安；文化科技素质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短；市场意识淡薄，商品意识不强，大部分农民在经营上随大流，陷入了“什么赚钱种什么，种出什么都赔钱”的怪圈，找不到增收的门路。
5.城市化滞后。1996年以年，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逐年减少，拖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后腿。种种原因造成近几年农民向农业外转移的情况很不理想，甚至是“逆向运动”。我国城乡二元化趋势仍然严重，在某些地区和范围有加大趋势，城乡间生产率差距比10年前明显扩大。中国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也对城市化发展有明显阻碍。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我国在农村城市化发展上明显滞后。目前实际城市化水平仅为20%，与世界同类国家相比尚落后20-30个百分点，使得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人地关系持续紧张，城乡二元结构难以调整，农村消费启动困难，公用设施难以发展，导致大量资源严重浪费。
6.农业发展环境有待于完善，有关政策有待放宽。近几年农产品普遍过剩，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十分突出。究其原因，农业发展环境恶劣和有关政策的负保护效应不可低估。由于缺乏可靠的市场信息和通畅的流通渠道，农民饱尝“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苦果。另外，土地贫瘠化、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村基层组织日益削弱等问题都可以从工农不平等的政策取向中找到根源。长期以来，我国推行工业倾斜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和农民手中取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导致农业生产部门的比较利益偏低，农副产品价格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矛盾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致使农业生产投入大，等等。
7.农产品销售不畅，产销脱节，市场信息化程度低，缺少大型农贸批发市场，致使农产品积压或耗费。长期以来，我国流通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使农产品流通处处受阻，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在农产品贸易上零售网点过少，往返运输频仍，购销渠道单一，有时价格统得过死，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另外，农村特殊的客观条件决定农民获取市场信息慢，盲目经营、盲目销售现象时有发生。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
（一）狠抓农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重点突破畜牧业。我国已加入WTO，粮食在价格和品质上都没有竞争力，畜产品和蔬菜国内市场价格低于国外市场价格，具有竞争优势。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往往畜牧业产值都超过种植业。我国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饲料资源，农民有饲养畜禽的习惯，要在家庭饲养的基础上积极推行适度规模饲养。
2.继续扩大蔬菜种植面积。进一步压缩粮田，优化品种，提高效益。今后，粮食生产的方向是推广高蛋白专用小麦为主，扩大豆类、谷类等杂粮面积，发展高油玉米和饲料玉米。同时，扩种瓜菜菌等经济作物，尤其是冬暖式大棚蔬菜等反季节作物。
3.加快发展林业和渔业。要根据各地实际，宜林则林、宜渔则渔。继续完善农田林网化，搞好“三边”（路边、沟边、田边）绿化。加强果园技术管理，改善果品质量。大力推广渔业新
